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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传播与戏剧学院的徐开彬博士应邀登上珞珈新闻与传播讲坛，为师生带来了题为“从对话理论探讨左中右对话的可能（或不可能）”的精彩演讲。

徐博士向在场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实问题：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和沟通技术，为何不仅没能带来对话，反而加剧了左右两级意见的分歧与对立？当公共事件发生时，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为何不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进行讨论？”围绕这一问题，他和大家一起回顾并分析了传播学中的对话理论对于处理社会矛盾的现实意义。

在他看来，传播作为一门说服的艺术，其目的就是找到说服对方的手段；美国学者Kenneth Burke提出社会化过程中身份认同对于说服效果达成的重要意义。学术圈所呈现的左右立场的划分本身就能体现出一种身份的认同。

然而，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劝服和争论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对此，徐博士总结出三点：1、参与辩论的途径和手段常常会显现出不公平的状况。2、社会现象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并不存在对与错的绝对划分。3、辩论和争论常常无法带来双赢的结果。作为一名自诩为左派立场的传播学者，徐博士因循中国媒体左、中、右政治立场的划分，也对中国左派媒体存在的缺失，左派学者因而缺乏公平参与讨论的途径和手段，表达出深深的忧虑。

在分析了劝服和争论的不利影响后，徐博士向大家引出了对话理论的发展脉络。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哲学家Buber针对海德格尔强调自我而忽视他者的存在论，提出了一种更好的存在论基础，那便是强调自我的同时也重视他者，倡导自我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进行对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哲学家Levinas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对他者的重视，对他者的尊重，认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思想才是一种更好的本体论。进入21世纪，美国传播学者Arnett用the Saying Vs. the Said向大家诠释了有意义的对话与沟通过程。而作为集中提出对话理论的代表人物Bakhtin（1981）所提出的“向心力”（Centripetal）和“离心力”（centrifugal），则很好地解释了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博弈。传播学家Taylor在1994年也探讨了有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自我的认识本身是一个谈判与沟通自我的过程。

“最没有说服力的交流和传播行为其实是说服了别人。真正有效的交流行为应该是在对话中吸取对方的优势，而不是说服别人。”徐开彬博士对传播学者Deetz（1990）有关对于传统传播理论强调效果的批判极力赞同，提出了对话理论所应倡导的 “对话的公民性”（Dialogic Civility），它包括对他者、对历史的尊重；认识到自身观点的局限性；倾听他人，承认差异；从他者身上学习，求同存异；给予对方面子来促使对话顺利进行等。

为显现对话理论的现实意义，徐博士在讲座中也特别和大家分享了对“汪晖事件”、“朱学勤事件”的媒介观察与思考。通过这两起事件的比较，他认为学术界与媒体应加强公平讨论，而非挑起斗争。媒体在发布言论时必须因循具体的历史语境。以这两起事件为例，他认为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历史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媒体应该超越左右之争，持不同观点、立场者都应力求将对方当成一个平等的主体来对待。

在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有博士生对知识分子确立左中右身份认同的终极原因提出了疑问。徐博士结合他十年来旅居美国的生活经历进行了回答。他认为这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持左右立场的学者很可能拥有相同的理想，例如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期望等等，但他们对于这些共同理想的途径选择却可能不同。他认为个人的经历也直接会影响到自身政治立场的转变，例如他自己，在亲身经历了美国枪击事件、社会失业等社会问题以后，他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一大批左翼学者的思想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姜可雨报道）